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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胜平太｜日本的超克：脱亚、脱欧、脱美及其背后的“主义”
作者｜川胜平太
日本经济史学家，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校长、学校法人静冈文化艺术大学理事长。现任静冈县知事。
说到底，为什么日本人会这么热衷于马克思的思想呢？
我想，这是因为对击败自己的国家在体系上的接纳与克服，一直在这个国家的历史样貌中，留有浓重阴影的缘故。近代日本从幕末维新以来，一直抱持着攘夷，也就是和欧美对抗的意识；也就是这种对抗心，和对欧洲文明进行整体内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共鸣。
幕末日本的舆论，分成攘夷派和开国派两大派；攘夷派如字面所示，是站在排斥欧美人的立场，但开国派也未必就等于和欧美同调。事实上，开国派也有攘夷意识，只是主张姑且接受军事占优势的西方列强所开出的条件，等到积蓄足够国力后再来对抗而已。因此，尽管有攘夷论者摇身一变成为开国派，但反过来的情况却很少；那是因为他们得知现实之后，明白攘夷乃是不切实际，唯有开国一条路可走。“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开国派的立场，他们认为修习西洋的技术文明、积蓄力量是先决条件；而在这当中也流入了攘夷意识，形成一种和西洋对抗的意识。这种时代思潮和马克思理论完美契合，于是在明治时代晚期，便早早诞生了社会主义者。
和欧美对抗、成为一等国家，这种明治时代领导人的骨气，不管是在野的福泽谕吉，还是身处政府的大久保利通，都是共通的。例如福泽谕吉在明治十一年所着的《通俗国权论》 中，就这样一语道破：
百卷的万国公法，还不如几门大炮；几册的亲善条约，还不如一箩筐弹药。大炮弹药，并不是为了主张道理而准备，而是为了不讲道理而制造的器械……我们可以说，各国交际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灭人就是被灭。
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才好呢？福泽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总而言之，我日本和外国的交际方法，最后的手段必然是诉诸战争决定；一旦开战，就要展现出坚毅顽强的态度，让刀兵不易化解。让战争持续数月到数年，双方比拚忍饥耐苦的程度，就只有这种方式而已。如果能够抱持这种觉悟的话，那就不容易到达战争的地步了。
简单说，福泽明确指出，战争（攘夷）是最后的手段，就算再怎么忍耐，也必须先成为强国才行。
但是，要忍耐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富国强兵的努力开花结果呢？自大久保利通以下，日本一批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从明治四年到六年间在欧美进行视察，以窥探对手的实力。当他们汇整在欧洲最初的访问国──英国的见闻时，做出了这样的展望：“欧洲今日之富庶，乃一千八百年后之事，因此景象之诞生，距今不过四十年之久。”于是，他们便带着“只要一世代左右就能迎头赶上”的看法返抵日本。从《美欧回览实记》中的这段记载，可以明确看出他们强烈的对抗心。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在著作中，对近代西欧社会做了整体性的批判。马克思在德国出生，一度居住在法国，最后在英国终其一生，他的理论体系堪称是德意志哲学、法国政治思想、英国经济学三位一体所融合的产物。他对西欧中心三国所创造的文明精髓（物质生产力）做出评价，挖掘其极限，从而认定近代西欧社会是“人类史中，前段历史的最后阶段”，应当加以扬弃，并展望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换言之，马克思思想的特征就是“对近代的超越与克服”。
马克思主义是掌握西欧整体的理论武器，因此日本成为马克思研究的先锋，并非偶然。就算是文部省检定的教科书，也是以“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来做时代区分；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史观是朝野普遍接受的论点，也就是代表了一种“对近代的超越与克服”，或者“脱西欧”的取向。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脱西欧的取向呢？大概是因为日本在和西欧战争中败北的缘故吧！建设近代日本的主角是萨摩藩与长州藩，但两藩在幕末都是败战方。萨摩在萨英战争中败北，长州则在下关战争中惨败。萨英战争是源于英国针对一八六二年的生麦事件（萨摩藩士杀伤英国人）要求赔偿，结果被攘夷意识高涨的萨摩藩拒绝，于是为了报复，便在一八六三年率领舰队炮轰鹿儿岛。察知英国军事力量的萨摩藩，此后便转为积极的开国方针。同年，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的外国船只；第二年，以英国为核心，包括法、美、荷的四国联合舰队为了报复，对下关展开炮击，此事最后也是以长州藩屈服作收。
败战后，接纳敌国的体系，不正是这个国家惯有的样貌吗？第一个击败日本的对手是大唐帝国，随着白村江海战的败战，倭国灭亡，采纳了唐的政治体系，定国号为日本。日本建立了天皇的称号，并且引进了唐朝政治体系的三大支柱──都城制、律令、正史；这时候，“日本”这个国家才正式诞生。第二次败战是丰臣秀吉掀起的文禄．庆长之役（万历朝鲜之役）。这次失败的结果是引进了明帝国的经济体系，建构起随后凌驾中国的经济社会。第三次败战是上述的两场幕末战争，结果是日本接纳了西欧的军事体系（海军走英国路线，陆军原本是走法国路线，在普法战争法国失败后，又改走德国路线），被称为“东洋的宪兵”，并在二十世纪初，和英国缔结了对等的日英同盟。之后便是一决雌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中的日本，在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十二月的内阁会议上，将战争的名称正式定名为“大东亚战争”（美国则称为“太平洋战争”），亦即抱持着“将亚洲诸国从西欧殖民宗主国手中加以解放”的大义名分而战。结果，日本战胜了英国、荷兰等西欧殖民宗主国，却败给了美国。
日本不断重复着“战败后接纳敌国的体系，再从对手的阴影下脱离自立”的过程。近世以前是脱离中国，近代以来则是脱离西欧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以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为前提，目标是对近代社会的扬弃。日本的生产力比西欧任何一国都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正是把它当成一种脱西欧的脉络来加以理解。
顺道一提，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将美国纳入视野。美国和日本崛起、与西欧列强比肩，是二十世纪的事。美国的生产力也远远凌驾于西欧。因此，美日两国环绕着太平洋展开冲突，乃是必然之事。战前所谓的太平洋问题，其实就是日美问题的别称；所以，美国将对日战争称为“太平洋战争”，理由相当充分。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从这里想来，在脱亚（中国）、脱欧之后，接下来日本应该就是脱离实际上的败战对手美国、走向自立，也就是“脱美”的时代。力陈美国主义的终结，主张美国开发出的经济普世主义已经走入死胡同，重视各国固有制度与文化在经济方面表现的制度学派登场；由此观之，“脱美”的潮流已经在日本社会出现。
不，更正确来说，“脱亚→脱欧→脱美”，是整个西太平洋共通的趋势。西太平洋，也就是位于环中国海域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大部分都曾经向中国进行朝贡，不过随着西力东渐，它们也渐渐脱离朝贡体系，达成“脱亚”的目标。之后，这些地区几乎都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但在日本打着“解放殖民地”这一大义名分的意识形态运作下，它们也趁二次大战的机会，陆陆续续独立，达成“脱欧”的目标。可是，到了战后，它们又无一例外地受到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以日本为首的西太平洋地区，都被纳入美国亚洲战略的框架当中。话虽如此，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角地位，也并非就此定于一尊。美国虽然透过军事力量在制海权方面战胜了日本，但之后却在越南战争中遭到败北。所谓竞争与角力，并不只是军事上的竞逐而已；经济上的竞逐，正以现在进行式的样貌投入其中，到了二十一世纪，更会发展成文化上的竞逐。太平洋文明的旗手已经不只是日本和美国，还包括了NIES、ASEAN等APEC的各加盟国及地区，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时代也已成为过去；因此，继脱马克思主义之后，可以预期将会涌现出“脱美”的风潮。
总而言之，正如上述的脉络，近代日本虽然曾经历过因针对西欧化，从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但如今这个时代已然告终；现在是针对马克思理论，做一个根本总结的时候。
一般来说，马克思是为了和德意志观念论对决而树立唯物论，这种说法其实并无大误。不过，相当奇特的是，马克思并没有针对“物自体”做出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年届不惑（四十岁）的马克思，宣告自身以经济学者之姿崭露头角、深具纪念意义的作品，但在它的序言中，却用但丁《神曲》中的一段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来作为结尾，以传达自己毫不退却的决心。在同一篇序言中，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公式”这个重要的主题。透过这个主题，他洞察了十九世纪近代欧洲的瓦解，并透过对未来的预见，改变了许多人看世界的眼光；对他深信不疑的人们，在二十世纪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在此就对这段堪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入门指南的“唯物史观的公式”，进行引述：
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会和一定且必然独立于他们意志之外的各种关系──也就是和他们在各种物质生产力方面所到达的一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各种生产关系──产生关连。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以此为现实基础，在其上耸立着法律与政治的上层结构，而一定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也与这种现实基础相对应。物质的生活生产方式，普遍制约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生活过程。并非人类的意识制约了其存在，而是人类作为社会的存在，制约了其意识。
在这段记述中，完全没有考虑到“物自体”。马克思视为基础的，是人类为生存而缔结的经济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人类的经济关系，制约了人类所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对此做出大幅修正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在明确意识到马克思的同时，也主张说：“虽然按照素朴的唯物史观思考方式，理念是作为经济状况的反映，并以上层结构的型态呈现；（但是，例如在麻萨诸塞之类的地方），资本主义精神早在资本主义发达以前，就已经明白存在了……因此，因果关系其实和从唯物论立场所做出的推断正好相反。”亦即强调上层结构对下层结构进行塑造的这个面相。
马克思钻研哲学、法学、政治学，最后抵达经济学，并以此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进行了总体性的归纳。以人类为了生存而缔结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在其上耸立着政治、法律等上层结构；意识是人类经济关系的反映，社会也是靠着经济关系形成的下层结构，才得以建立起来。因此，经济学即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种理论震撼了全世界；二十世纪虽说是革命的世纪，但若深入剖析革命理论，可以发现其根本就是马克思理论。相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以新教伦理为基础，因此从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等宗教当中，都无法产生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于是他提出反驳，认为是宗教意识决定了社会生活。
将两者合并来看，就会呈现出一个包含人类社会从经济到宗教等各方面，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体系。可是，马克思在论及下层结构或物质基础问题的时候，只是一味看重人类所缔结的经济关系，也就是重视“人”。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关注重点，也一样是偏重于人。他抱持的态度是，对以欧洲文化风土下的人们为中心所形成的社会进行理解，所以要说他只重视关于人类的事情，一点也不为过。因此，双方在谈论唯物史观的同时，其实都欠缺了将“物”包含其中的视野。人类是使用道具（物）、创造事物的存在，因此物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条件。人在活用物的同时，也透过物而得以生存。只要举环境问题为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到，人与自然的关连，其实是个大哉问。现在，是应当改变太过人类本位的学术态度的时候了；不只是考量经济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还必须考量人与物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唯物史观课题。
马克思虽然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父”，但社会科学其实是“social science”的翻译语，而“social”则是“living in groups”的意思，换言之即是并非单独生存，而是以群体方式存续下去的意思。提到“群体”，我们脑海里往往会直接浮现起“人类群体”，但是现今我们也都认知到，在人类以外的动物当中，其实也存在着“社会”。还有一种学说更进一步，认为包含植物在内的所有生物，都存在有“社会”，因此其构成单位可以称之为“物种社会”（specia） 。所以，“social science”虽是从人类社会的研究出发，现在却包含了对各自建构社会的形形色色生物的研究，将来则更有可能发展成在“以钻研人类群体生活为中心”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与生物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整合性质的社会研究学科。如此一来，它将会脱离既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也就是社会科学的脱领域化。近代西欧社会产生了由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三大领域所构成的学术体系，脱领域化将使这种近代知识体系土崩瓦解。
事实上，不只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开始脱领域化。自汤玛斯．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以来，科学史的知识产生了飞跃性的成长；自然科学的见解，乃是立足于受时代制约的特定典范（paradigm，思考的框架）上，这样的论点开始广为人知，进而对所谓超越时空而成立的“自然法则”，也开始产生了疑义。这让透过自然科学寻求客观依据的社会科学产生了动摇，例如华勒斯坦在《脱社会科学》中，就力陈我们不要去“重新思考”（rethink）社会科学，而是必须从头开始，“彻底停止”（unthink）这方面的思考。至于脱社会科学的线索，则可以从马克思、布劳岱尔（历史学）、普里高津（物理学、化学）等人的理论学说中去寻找。马克思是“社会科学之父”，布劳岱尔是恢复“整体性”的模范，而普里高津的“复杂系”，则被评价为脱自然科学的契机；延续这个轨迹，华勒斯坦与普里高津等十位学者，一起撰写了一本名为《打开社会科学》的作品。这本书的原书名为Open the Social Sciences，直译的话其实应该是《开放社会科学》；透过敞开倾向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大门，它提出邀请，希望能让这种三位一体的近代知识体系，产生根本性的重组与变革。
作为对这项邀请的一种回应，我们应当重返对二十世纪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克思所依循的典范当中，并试着指出其极限。
马克思的的确确是社会科学之父。正如前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那篇有名的序言当中，提出了脍炙人口的“唯物史观公式”这个主题。物质的经济生活形成了下层结构，在其上则耸立着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科学、文学等上层结构；从这个视角出发，就可以明确看出以经济学为基础、社会人文各种学科间相互关连的架构。但是，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版序言中说：“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法则。当我们正视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法则本身，正以钢铁般的必然性在起作用，并且有贯彻到底的倾向。”他又说：“即使某个社会能够探究清楚其间运动的自然法则，这个社会还是不能跳过自然的发展阶段，也不能以法令方式来去除它。”从以上的记述可以得知，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物理学）抱持着深刻的信赖。
马克思也受到生物学的影响。恩格斯在献给马克思的悼词中就说：“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法则一般，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法则。”在《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他也说：“就像达尔文学说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奠立基础一样，马克思的学说，也肩负着奠立历史科学基础的使命。”正如透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现生物种类的“进化”般，马克思以达尔文学说为依据，对人类的进步也深具信心。
可是，马克思赖以为根据的两种自然科学见解（物理法则与生物进化），都各有其不足以作为依据的致命性弱点。
首先，作为自然科学思考的原点，笛卡儿将物定义为某种事物的“延伸”；但是，当他被问到“神也会有所延伸吗？”，却显得难以作答。针对这个问题，牛顿则是认为“神是无限延伸的”，并将神置换成“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明白这个来龙去脉后，就可以知道物理学发想的原点中，其实有着基督教的“神”、也就是欧洲文化的深刻烙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又将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从经验的认识，替换成在其之先、“a priori”（先验性质）的直观形式。在这当中，仍然可以看到“上帝”残留的影子。
既然如此，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就这样彻底绝缘了吗？倒也不尽然。当我们从既有的科学脱领域化后，应该前进的方向其实已经定了下来，展现这种方向性的关键概念，就是“历史”与“地球学”（Geo-cosmology）。这两个关键概念以物理学者松井孝典及生物学者今西锦司的论述为依据，带给了我们崭新的重要意义。
松井孝典在他所提倡的“地球学”理论最好的入门书《论地球伦理》中，将从宇宙诞生到人类社会发达的这段历程，当成是一百五十亿年的壮阔“历史”来论述。一百五十亿年前的大霹雳诞生了宇宙、四十六亿年前太阳系形成、三十二亿年前生命诞生、四百万年前则有人类诞生。贯串“宇宙→地球→生命→人类”历史的，是物质的冷却过程。当物质冷却后，便会产生出异质的物质；这样的过程，正是形形色色的物质、形态、构造“分化”的过程，而分化的产物，就是自然的“多样性”。“自然是铭刻了宇宙历史的古老文件”，因此自然科学就是透过数学之类的语言，来解读这份古老文件的学问。在松井理论中，贯串时间轴因果序列的，就是“分化”与“多样化”。
另一位与松井类似、针对自然历史进行构想的人物，则是生物学者今西锦司。今西在青年时期，曾经从事关于蜉蝣的研究。蜉蝣的幼虫在水中生活，蜕变成亚成虫之后就不再进食，然后羽化飞舞、产卵死亡。论起生理能力的话，它其实跨越到了其他的生活领域当中，但是并没有侵犯这些领域；对此，今西将之命名为“分栖共存”。如果照达尔文的说法，生物因为个体差产生自然淘汰，并透过适者生存，达成物种的进化，那自然界当中，应该会只剩少数强力的物种残存下来而已；但事实是，物种的数字已经增加到了两百万，其中也包含了像蜉蝣这样弱小的生物。今西依循对达尔文理论做出反证的事实，提出了他的理论：各生物都有其主体性，透过“分栖共存的细密化”这一分化过程，使得数目增加，并为地球的自然带来多样性。
从今西理论中，衍生出形形色色的研究，其中相当有名的一门学问，就是日本的灵长类学（又称“猿猴学”）。“你去替不会写字的猿猴，写下牠们的历史吧！”受到今西的指示，伊谷纯一郎在山间四处奔走。他在九州的高崎山，成功地喂养到野生的猿猴，并且就像猿猴可以互相识别般，他也对猿猴的个体进行识别；勇敢的朱比特、长脸的歌麿、像喝醉酒一样脸红红的巴卡斯……各种独具性格的猿猴，在《高崎山的猿猴》这本史书中，陆陆续续登场。猿猴有个性，会建构社会，也会产生独一无二的历史，这些在现在都已经是常识。不只是猿猴，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可以辨识出其主体性；因此，按照今西的说法，研究其社会与历史的生物学，已经不是以实验室为中心的自然科学，而是“自然学”。就这样，将历史纳入物理学、生物学领域的松井和今西理论，就打破既有框架而言，可说是一种“脱自然科学”。历史已经不是人类的独占物，也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占有物。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进行阶级斗争的人类乃是中坚，因此就算提到“物”，也只是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已。松井、今西理论的研究对象，则是名符其实的“物”及其历史；随着物质的冷却与分化，多样的自然景观，造就了这样的“物”。生物，也是这些“物”的一部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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